《同舟》書影及內頁 資料圖片

忽培元的長篇小說《同舟》（作家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發布的“中國好書”2024年7月推薦書目），是一部深入鄉土生活肌理的作品，洋溢著澎湃的詩性激情；也是一部深具現實主義力量的作品，主要體現在它并非簡單復制生活的外部面貌，而是往現實更深處挺進。小說講述了擁有六百年歷史的古村落同舟村在新時代發生的深刻巨變，塑造了以趙志強為代表的新型知識青年群體，以文化振興為引領，通過人文、藝術和自然科學的知識視角重新發現鄉村，努力整合各方資源，帶領全村人民不斷走向美好與富裕。

“舟”作為貫穿全書的關鍵意象，讓作品更具整體性。“舟”傳承了古村落的文化基因——元朝末年關中平原上的段家父女三人救助隨浮木漂流而來的兩兄弟，浮木被譽為神舟，成為同舟村六百年文化根脈的象征。“舟”這個意象也是同舟村的現實處境。正如作者在扉頁上所書：“同舟啊故鄉，你這百折不撓的古老村莊，宛若黃河西岸一條渡船，我為你拜地而歌……”渡船象征著連接、過渡與變革，暗示著古老的村莊正在等待從過去駛向未來，從傳統跨越到現代。而擱淺的渡船則象征著村莊一度面臨的困境，正在等待擺渡的人與行動的櫓，找準時機乘勢揚帆起航。作者在縱深的歷史時空中，塑造了一批返鄉實踐的新型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攜帶著對鄉土的美好記憶，讓深度參與城市文明與自身精神基因中的農耕文化產生化學反應，重新熔鑄出新的知識結構、心智模式和精神向度。

小說的主人公趙志強，作為一名社會學博士，起初只是基于學術興趣和研究責任返鄉進行田野調查。當他真正沉浸在鄉村日常中，鄉村的生存現狀如磁石般牽動著他的情感世界。明明是村里人，卻以“局外人”視角對鄉村社會進行“追蹤調查”，這種雙重身份的矛盾和距離感，常常令他感到錯位與困惑。受到歷史學教授齊青海返鄉創辦“文海書院”的觸動，他意識到，一個有出息的人文學者，不但要潛心研究學問，還要全心為社會進步助力。于是，他徹底回到同舟村，開啟從“紙上返鄉”到“回嵌鄉土”的實踐之旅。回嵌鄉土，不僅僅是地理上的回歸，不僅僅是個體安身立命的選擇，也是青年一代帶著新的知識、經驗和視角的一次再出發，為鄉村注入新的活力。

在建設性視野中的回嵌鄉土，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充滿曲折和艱難的探索。作者設計了趙志強創作《同舟日記》的情節。這本田野筆記如實記錄了他從書齋走向田野過程中所經歷的困惑與思考。如果將這些思想實錄放置在傳統敘事框架中，可能會引發口號化和概念化的質疑。但他的每一次思考、轉折和權衡，正是作家希望通過小說強調“文以載道”的社會責任。為避免概念化的敘述，作者巧妙運用日記體的形式，使得這些思考自然流淌。鄉村建設從來不是在白紙上重新描繪圖景，而是在多方協商與合作中，批判性思考與建設性實踐的交織和融合。

作者整體性梳理了同舟村的不同文化資源。比如青年畫家馬志遠創作的《大河深秋圖》，結合北方深秋灘涂濕地萬物生靈的熱烈生機，展現黃河靜流的悠遠詩意，描繪出和諧共融的大千世界，這是藝術家眼中的大地之美；在職校果樹栽培專業畢業生忽沛東的眼中，大片堅硬板結的鹽堿灘地，不再是毫無價值的廢棄之地，而是經過改良治理適合冬棗生長的沃土，這是農業栽培技術視角下的希望之光；在齊青海眼中，矗立在渭北高原與黃河灘之間六百年的忽家古寨，承載著厚重的根脈文化，是自然景觀與文化積淀的有機融合，也是稀缺的文旅資源。電商、數字營銷、文旅融合、農業科技等多元知識的融入，讓作者重新發現同舟村的天資稟賦，為鄉村振興的書寫提供新突破口。

作者還有意識地返回歷史深處，尋找農耕文明、關中文化中的精神遺產和思想資源，來連接歷史與現實。作品細膩書寫了趙志強兒時的記憶，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鄉村建設敘事中，特意為日常生活留出開闊的空間，深情地描繪著他兒時在關中平原上奔跑歡笑的畫面。一年四季的關中平原，在作者的筆下漸次展開，村巷古屋、百年槐樹、花香四溢的后院，以及牛羊成群、雞鳴狗吠，這些風土人情的記憶，成為趙志強溫暖的生命底色。兒時美好記憶中的深刻情感，被一次次喚醒，并滲透進現實生活，成為他行為動機的情感內核，驅動著他在家鄉的建設中義無反顧地躬身入局。正是這種源自故土的深情，賦予他一種與土地血脈相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小說不僅著力建構個人的歷史，還饒有興致地描繪著聽覺、視覺、味覺、詩詞中的歷史，并將歷史融入現實的敘事之中。比如，聽覺歷史感的建構，作品主要提及了同州梆子和華邑老腔。同州梆子是關中平原老百姓茶余飯后的風俗習慣，一個人一條板凳，鼓板一響、板胡一拉，現編現唱，生旦凈末丑，應有盡有。華邑老腔猶如黃河壺口瀑布一般翻江倒海，轉瞬之間，歌聲又變得低沉婉約，如泣如訴。作者還不厭其煩地介紹著“鄉親小飯館”的家傳名菜“羅漢圓魚湯”，建構著味覺歷史。這道菜選用北方大地上的十八種野菜，精心烹飪的素菜丸子是當地人不變的生命記憶。再比如，作者如數家珍般展示著同舟村豐富的文化符號，包括大牌樓、元明古寨、忽家老宅、文海書院、鄉親小飯店門口的楹聯。小說的結尾處，村民們以對春聯作為宴席的高潮，那些對鄉村建設作出突出貢獻的代表人物紛紛展示他們的春聯，意味著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鄉村生活中依然富有活力，更是文化自覺與自信的象征。

（作者：盧佳音，系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光明日報》（ 2024年12月1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