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唐代邊塞詩人岑參在《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描述的正是北庭的景象。1000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將目光投至這座歷史古城，一代一代接續，重現歷史風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民族與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郭物是北庭故城考古隊領隊，在日前于北京舉辦的第六屆中國邊疆考古學術研討會上，他和北庭故城考古隊執行領隊崔嘉寶先后介紹了北庭故城遺址的考古進展。
在會上，51場學術報告的內容涵蓋了中國邊疆省份最新的考古發現、城市考古、邊疆族群文化、邊疆史地、佛教考古、中西文化交流、冶金考古、植物考古、文物保護與實驗室考古等諸多方面，涉及時段跨度長、議題廣，展現了中國邊疆考古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發展趨向以及欣欣向榮的發展氣象。
●新成果刷新相關領域認知
北庭故城遺址位于新疆吉木薩爾縣城北偏東12公里處，南枕天山、北望草原，是目前天山北麓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古代城市遺址。這里先后為唐代庭州和北庭都護府（伊西北庭節度）、高昌回鶻夏都、元代都元帥府和別失八里宣慰司駐地，是唐至宋元時期天山北麓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也是絲綢之路北道必經之地，對古代西域的繁榮穩定以及絲綢之路的暢通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北庭故城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郭物于2005年參加遺址的考古工作，從2018年開始主持該遺址的考古工作。在他的計劃中，未來還要長期做工作。此次研討會上，郭物分享的是“邊疆治理視域下的北庭宗教考古”。“北庭除了承擔最主要的軍政功能以外，宗教文化的功能也是其有機構成。各大宗教都曾流行于此，形成了佛教為主體，多元宗教共存，和睦相處的局面。”郭物說。
北庭故城遺址2024年的考古收獲由90后姑娘崔嘉寶介紹。在郭物看來，年輕人在考古工作中用到了一些新方法，帶來了新的氣象。
“2024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從5月至10月，基本揭露出2號遺址的整體面貌，其修建、使用、擴建及改建直至廢棄的過程較為復雜。2025年計劃對3號遺址進行發掘……”崔嘉寶的介紹豐富而清晰。
發現于20世紀50年代、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的河泊所遺址一直頗受關注，相關考古成果在此前的中國邊疆考古學術研討會上也有呈現。據河泊所遺址項目負責人蔣志龍介紹，2008年至2010年，為尋找石寨山文化的聚落遺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國外高校合作，在滇池盆地開展了兩個年度的區域系統調查，發現79處石寨山文化和漢文化遺址，并初步確認河泊所遺址是滇池盆地最大的石寨山文化中心性聚落，極有可能是古滇國都邑。
時隔數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計劃”即石寨山大遺址考古項目正式獲批立項，以尋找石寨山文化聚落為首要目標的主動性考古工作得以系統開展。從2014年起，經過10年的考古調勘、發掘和研究，基本摸清了河泊所遺址以臺地和河道相間分布的原始地貌及景觀格局。“同時，在以河泊所村為中心的遺址西部區域，發現了石寨山文化聚落及年代更早的考古學遺存，而在石寨山南部以上蒜第一小學為中心的遺址東部區域，找到了漢代益州郡的重要線索。”蔣志龍說。
由蔣志龍的報告可見，從地理位置上看，河泊所遺址地處滇池東南岸最肥沃的濱湖沖積平原，西部緊鄰滇池，東部自北向南有梁王山、左衛山、金砂山、龍潭山四座山體圍合，遺址東北約700米處即是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遺址主體遺存的年代早至商周時期，晚至秦漢之際，是石寨山文化最重要的核心聚落遺址。
蔣志龍表示，河泊所遺址上蒜第一小學地點近年的考古發掘，發現了規模龐大的雙重“墻壕”結構及疑似擋水壩的大型木結構遺跡，揭露了城內主干道路、排水系統、高規格衙署建筑區等城址主體結構布局，出土了“益州”銘文瓦當、“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廣漢”等與滇國、益州郡及其下轄縣、益州郡周邊多個郡治有關的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簡牘。“這為最終確定漢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最重要的考古學實物證據，結合文獻關于漢代益州郡的相關記載，可以確定河泊所遺址以上蒜第一小學地點為中心的區域正是漢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黨郁介紹了赤峰市敖漢旗下洼鎮元寶山積石冢的考古新成果——發現一處紅山文化晚期建筑遺存并基本確認其為一處壇冢合一、墓葬兼祭祀遺存為一體的高等級遺存；西藏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夏格旺堆分享了瑪不錯遺址考古發掘的新收獲——遺址不斷發現的各類遺存現象，豐富了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及其內容……
在專家們的講述中，這些考古新成果不僅勾勒出過去一年中國邊疆考古工作的豐富圖景，還刷新了人們對于相關領域的認知，豐富了不同時代中國邊疆地區的歷史風貌。
●多學科合作豐富考古成果內涵
開展邊疆考古，多學科合作尤為重要，這不僅是與會專家學者的共識，還是具體實踐。在他們看來，考古工作中的多學科研究可以使考古成果內涵更加豐富，反映出的古代社會面貌更加清晰和翔實。
2023年，赤峰市松山區彩陶坡遺址出土了一組蚌飾，發掘者認為蚌飾呈龍形，屬于紅山文化早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劉勇分享的正是對該蚌飾開展的實驗室考古研究。據劉勇介紹，針對蚌飾的保存現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北京理工大學組成課題組，本著最大程度提取考古學信息和最大限度保護遺存本體的原則，制定了X射線CT成像、圖像分割、3D虛擬拼接、開箱清理、3D建模、遺存提取、蚌飾種屬及位置鑒定、遺物表面清理及加固保護、實物拼接的技術路線，對蚌飾開展實驗室考古研究工作，最終將蚌飾成功保護和復原。
“研究可知，蚌飾材質為三角帆蚌，通體舒展，由頭、身體、兩足和尾巴構成，頭、身體和兩足由一整塊蚌殼經過打磨、切割、單面鉆孔、刻劃制成。”劉勇說，“本研究為出土脆弱、具有組合關系遺存的預探測、保護和復原提供了技術借鑒，為研究紅山文化早期龍形象提供了重要資料。”
入選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的考古發掘曾被專家評價為“多學科合作的典范”。多年來，熱水聯合考古隊采用全站儀、無人機等技術手段，樹木年輪、三維建模、動植物考古、金相分析等檢測鑒定方法，全面、翔實、準確地記錄和提取相關信息。
在研討會上，幾位學者分享了血渭一號墓出土遺物的最新研究成果。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崔劍峰關注的是“青海烏蘭泉溝M1和都蘭熱水血渭一號墓出土玻璃的科學分析和產地”。據崔劍峰介紹，兩座大墓都出土了大量玻璃珠飾，通過科學分析發現血渭一號墓各色玻璃均為來自中亞的波斯—薩珊玻璃，是長距離貿易來的西方產品，這凸顯出隋唐時期作為絲綢之路交通樞紐的“青海道”在東西南北交通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也有研究聚焦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扎經染色織物，從出土紡織品如何進行有效保護以及出土紡織品的技術、稱謂、功用等方面進行了介紹。
在會上，不少報告展示了多學科合作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施勁松表示，今天的考古學本身已經融合了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學的方法，我們從考古材料中獲得豐富的信息，并拓展出新的研究方向。但邊疆考古還需要更多學科的參與和協作，例如，歷史學有可能使考古材料獲得明確的歷史線索和背景，考古學的認識可以得到歷史文獻材料的支持。同樣，民族學、宗教學、語言學、藝術史、環境科學等，都需要加入其中。“多學科研究是邊疆考古的必由之路，希望邊疆考古研究能夠成為多學科交叉融合的范例。”
●實證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
中國邊疆考古面向邊疆地區的古代遺存，具有涉及區域范圍廣、時段長、問題域層次豐富等特點。在施勁松看來，中國的邊疆地域遼闊，各時代的不同民族在邊疆地區留下了豐富、多樣的文化遺存。長期以來，邊疆考古致力于揭示邊疆各地的古代文化、社會的面貌和發展演進，豐富的考古材料實證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陳建立分析了商周時期中原與邊疆地區的金屬資源流通問題。他表示，如何從青銅金屬資源的獲取以及青銅器的生產、流通與技術創新等方面，研究商周時期從中央到地方、從中原到邊疆的國家治理模式，對于認知中國國家治理方式的演進歷史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陳建立認為，中國青銅冶鑄技術的起源與發展是外來因素與本土創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起源階段，體現出青銅冶鑄技術從邊疆到中原地區的傳播與發展的重要性；而在中原地區發明了塊范法鑄造青銅器之后，整個商周時期，中原與邊疆各地之間的金屬物料產地幾乎同步轉變、過程高度一致，真實反映了金屬原材料在各地區之間的互通狀況，體現出以青銅器的生產和使用為核心，完成了從中原到邊疆地區的文化整合。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張禮艷關注的是東北地區青銅器所見中原文化因素。她表示，東北地區目前發現的與中原地區有關的青銅器可分為三類，包括典型的中原式青銅器、本地仿制的中原式青銅器以及由本地生產的融合自身特色又帶有中原文化風格的青銅器。比如，在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天寶同出土的銅甗，就是典型的中原式青銅器，推測來自中原地區。
唐朝墩古城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奇臺縣，地處絲綢之路新北道的重要節點以及東西交通要沖。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任冠介紹，2024年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主要是清理城址中心佛寺的周邊遺址，在佛寺東側清理出佛寺山門以及其他房屋建筑，南側清理出數間房屋建筑，并在其中發現佛教塑像、經卷殘片、織物等遺物。
考古發現表明，佛殿、回廊和前庭地面均以方磚鋪面，前庭發現有南北并列的柱礎，坍塌堆積內出土有蓮花紋瓦當等建筑構件，體現出較為濃重的唐代中原建筑風格。佛殿內發現的壁畫為高昌回鶻時期繪制，并留有回鶻文榜題。此外，出土的部分經卷正面書寫漢文、背面書寫回鶻文，印證了佛寺在古城內的沿用改建與佛教信仰在天山北麓地區的傳播流變。
“唐朝墩古城遺址的考古發現，印證了天山北麓地區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歷史事實，鮮活地反映出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面貌。”任冠說。
正如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劉國祥所總結的，中國邊疆考古獲取的各類遺跡豐富，遺物質地、形制多樣，這些考古最新材料對于探討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不同區域間互動交流，以及更廣泛的亞歐視域下的東西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延伸閱讀
作為中國邊疆考古的重要學術交流平臺，中國邊疆考古學術研討會自2019年創辦起每年舉辦一屆，至今已連續舉辦六屆，展示了中國邊疆考古的最新田野發現和前沿研究成果，促進了多學科交流合作。
第六屆中國邊疆考古學術研討會由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共同主辦。
中國歷史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馬援表示，近年來，邊疆考古依托“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逐漸發展成為中國考古學的熱門學科之一，日益為學界所矚目。在新形勢新要求下，邊疆考古工作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加快建構有自主特色的邊疆考古學術體系。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喬云飛表示，要充分認識邊疆考古工作的重大意義，按照“大考古”工作思路，以扎實、嚴謹的考古成果系統闡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