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領會以城鄉融合發展帶動鄉村全面振興的科學內涵與戰略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 張冠梓
202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以城鄉融合發展帶動鄉村全面振興，促進城鄉共同富裕”。這一重要論述，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來把握和處理城鄉關系，科學闡明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方向和實踐路徑，彰顯黨和國家對新時代我國城鄉關系與互動模式的深刻理解與不斷深化，揭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戰略選擇和關鍵路徑，為構建城鄉協調發展新格局提供根本遵循，為新征程上深入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指明目標方向。
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城鄉融合發展已超越傳統經濟范疇，成為驅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以城鄉融合發展帶動鄉村全面振興，是新時代黨和國家關于城鄉關系的重大科學論斷和理論創新成果。這一論斷闡明，城鄉融合不僅是發展的長遠目標，更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戰略選擇和關鍵路徑。其深遠意義在于，推動鄉村發展的動力機制從傳統的“以城帶鄉”拓展為更具系統性、互動性的“以融合帶鄉”。這一轉變，既體現城鄉融合發展從目標定位向實踐手段與動力機制的功能進階，也體現鄉村全面振興的工作著力點從鄉村內部發展提升到城鄉全域融合、多領域覆蓋、全方位協同，是對現代化建設規律和城鄉關系變遷特征的深刻把握，標志著我們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提升到全新階段。（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8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張冠梓，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黨委副書記、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國少數民族法制史等。主要著作有《論法的成長—來自中國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詮釋》《法律人類學：名家與名著》等。
大型社會模擬器賦能超大城市治理
——中南大學社會計算研究中心主任 呂鵬
城市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各地積極探索運用數字技術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城市治理能力、發展能力和服務能力顯著提升。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這一重大使命，在城市治理手段、目的兩個維度，明確當前城市建設、發展與治理的重要要求。一方面，強調手段維度的“現代化”，即使用互聯網、物聯網、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另一方面，強調目的維度的“人民性”，要求城市建設、城市發展、城市治理，必須全過程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當前，我國高度關注基于“數字社會”與“智能社會”的治理創新，各地積極開展相關實踐探索，如建設“城市大腦”等。這些實踐探索為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積累有益經驗。超大城市運行系統較為復雜、龐大，面向這一系統，可以利用大型社會模擬器，構建城市社會有機體的“副本”映射。基于社會“副本”平臺搭建，持續開展社會運行模擬、社會知識發現、干預策略模擬等工作，通過推動公共服務精準化、提高交通治理智能化水平、優化教育資源配置、促進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助力基層治理模式創新、強化互聯網輿情跟蹤研判，賦能超大城市治理。（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8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呂鵬，中南大學社會計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武漢人工智能研究院（大型社會模擬器）首席科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智能社會治理等，發表《“飯圈”的拓撲結構及其參與社會治理的思考》《元宇宙技術與人類“數字永生”》等論文。
因地制宜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張琦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創新，具有產權更明晰、管理形式更豐富、收益分配更加多樣的特點，強調充分調動各生產要素，激活集體和成員動能。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帶動農民增收致富、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的客觀要求，是深入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必然要求。
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需要通過產業機制優化、人才體系完善、基礎設施升級“三管齊下”，把分散的資源聚起來、把專業的人請回來、把農民的利益聯起來。緊扣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部署要求和目標任務，將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促進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抓手，探索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發展模式。持續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必須高度重視頂層設計與政策保障，緊密結合產業融合與價值鏈提升，積極推進技術創新與市場開拓，系統構建起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立體化支撐體系。（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8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張琦，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中國鄉村振興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扶貧開發、鄉村全面振興、城鄉融合。主要著作有《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與體系建設模式》《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理論與實踐》等。
健全授權用權制權相統一制度機制的著力點
——中國人民大學紀檢監察學院教授 孟濤
授權是指授予權力，旨在明確權力的來源、劃定權力的邊界。用權是指使用權力，旨在規范權力的運行程序，防止權力的亂作為、不作為、慢作為和假作為。制權是指控制權力，旨在制約、監督、防范權力的不當使用。授權、用權和制權，是相對獨立又內在統一的關系。授權是權力運行的基礎，解決權力“從哪來、有哪些”的問題；用權是權力運行的關鍵，解決權力“怎么用”的問題；制權是權力運行的保障，解決權力“到哪去”的問題。所以，授權、用權和制權各自有不同的功能、相互獨立。實踐中，授權、用權和制權的主體也相對獨立，需要法治化的制度機制，實現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和長效化。授權用權制權相統一的制度機制，就是基于三者內在統一的本質屬性，整合授權、用權和制權三大環節，確保權力自始至終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
授權、用權、制權，三者共同構成權力的“生命周期”閉環，健全授權用權制權相統一的制度機制，讓權力的運行更為順暢，形成有機的銜接閉環。同時，健全授權用權制權相統一的制度機制，能夠杜絕權力設租尋租，能夠防范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是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的必然要求。（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6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孟濤，中國人民大學紀檢監察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黨的紀律學、黨內法規學、法理學、監察法學。主要著作有《法治評估與法治大數據》《中國非常法律研究》等。
中小企業出海：新階段與新策略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彭泗清
我國企業出海進入新階段，中小企業已經成為出海重要力量。企業出海模式持續演進，由“走出去”到“走進去”再到“走上去”，全球化能力和程度都達到新高度。我國企業出海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國家倡導高水平對外開放，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搭建起廣泛參與的國際合作平臺，各種政策為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經過幾十年發展，我國成為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具備強大產能和完整供應鏈；企業可以提供高性價比產品，在很多領域具有競爭優勢；具有快速迭代能力，可以快速響應客戶需求，適應復雜多變市場；具有世界級互聯網企業，共同助力企業提升數字化運營能力。
中小企業出海更具靈活性，同時面臨風險挑戰，需要策略升級和能力提升。經營者需要擺脫既有經驗與固有思維框架束縛，以歸零心態接納新知，充分了解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差異，盡快適應出海新環境。借助數字技術和相關平臺，通過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等數字技術全鏈路，賦能企業從出海前到出海后的各環節，彌補自身資源和能力不足。注重用戶思維和本土化運營，在其他國家的商業范疇中，進行文化、市場、消費習慣的深刻理解和融入，以品牌影響力和優質服務贏得海外客戶，在全球競爭中實現可持續發展。（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彭泗清，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轉型和消費升級背景下的消費者行為、企業品牌管理和營銷創新、社會變遷過程中的公眾社會心理等。在國內外期刊發表論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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