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國家公園建設的顯著成效與經驗啟示
——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業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員 何友均
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是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首批五個國家公園自2021年設立以來，實現自然保護地體系從“零散保護”向“系統保護”、從“多頭管理”向“統一治理”的歷史性轉變，在生態保護、制度創新、社區協同等方面取得矚目成就，積累了堅持生態保護優先、堅持系統思維、依托科技賦能、踐行全民共享以及立足國情實際創新路徑等經驗。“十四五”時期，通過首批國家公園的建設實踐，我國生態系統保護成效顯著，旗艦物種種群穩步恢復；制度體系逐步健全，治理架構日趨完善；科技支撐能力全面提升，監測監管精準高效；社區協同發展深化，共建共享格局初步形成；文化傳播廣泛深入，國際影響持續擴大。
隨著《國家公園法》的實施和“十五五”規劃的深入推進，我國國家公園建設將邁入法治化、規范化和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十五五”時期，國家公園建設需進一步完善制度體系、強化生態保護、深化科技支撐、促進共建共享、擴大國際合作，加快構建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公園體系，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堅實支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貢獻更多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何友均，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業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林草戰略與規劃、林草碳匯與市場、生態經濟與政策、森林多目標管理與評價研究。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出版著作28部。
深入把握國家公園法的價值理念與實踐導向
——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秦天寶
作為自然生態系統最重要、自然景觀最獨特、自然遺產最精華、生物多樣性最富集的“最美國土”，國家公園的保護管理事關國家生態安全和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自2015年啟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工作，到2021年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5個國家公園，再到2025年9月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公園法》，我國國家公園建設歷經十年探索，進入法治化新階段。《國家公園法》通過明晰保護與發展的邊界，引導政府、市場與社會力量形成合力，構建起中央統籌、屬地管理與機構執法的權責配置框架，確立分區分類的差異化空間管控模式，并形成政府主導、多方參與的共享機制，解決了自然保護地存在的“九龍治水”難題。
我國國家公園體制發展到今天，國家公園內旗艦物種數量持續增長，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穩步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得到持續改善，統一規范高效的國家公園管理體制不斷完善，特點鮮明的國家公園理念和國家公園文化廣泛傳播。面向未來，應進一步優化舉措，確保在嚴格保護生態系統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同時，有效激活國家公園的生態產品價值，讓綠水青山成為可以惠及廣大人民群眾的金山銀山。（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秦天寶，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國家生態環境專業技術領軍人才。主要從事環境資源、生物技術、海洋與水、能源氣候等領域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教學、科研和實務工作，發表論文近100篇，出版著（譯）作10余部。
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公園惠民之路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與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 李宏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強調優良生態環境作為基本公共產品的屬性。國家公園作為“自然瑰寶”和“國之大者”，其建設不僅是生態保護的重要舉措，更是提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戰略途徑。
國家公園生態產品依據其資源屬性可分為三類：一是以自然資源保護為主要目標的調節服務類產品，如水源涵養、氣候調節等生態系統支撐功能；二是建立在資源可持續利用基礎上的物質供給類產品，具體表現為生態農業產出、林下經濟作物、可持續畜牧業和漁業產品等；三是以生態體驗與知識傳播為重要內容的文化服務類產品，包括生態旅游、自然教育、科學考察等。國家公園提供不同類型的生態產品，其價值實現通過三條相互關聯、相互強化的路徑，構建了一個多層次、全覆蓋的普惠性民生福祉供給體系。
我國在國家公園建設中，始終將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緊密結合，通過一系列制度創新與實踐探索，形成多種具有示范意義的惠民模式。這些模式不僅有效保護珍稀自然資源，更通過社區共管、生態產業融合、協同治理等機制，將優質的生態產品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民生福祉，在生態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三個維度同步推進“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實現。（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李宏偉，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與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為生態文明制度、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出版專著4部，合著5部，發表論文100余篇，主要著作有《綠色發展：走向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當代中國實踐》《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戰略研究》等。
全球治理倡議的深刻內涵與戰略價值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原總經濟師，國務院研究室原司長、研究員 陳文玲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具有深刻的內涵與重大的戰略價值。全球治理倡議與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和平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共同形成解決世界問題的中國方案，順應絕大多數國家的共同期待，為全球發展、安全、文明、治理領域的全球合作，提供了公正、合理、有效的制度框架和規則體系，是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世界永續和平與發展，形成有效、有序、有力全球治理的重要遵循。
從全球治理倡議的近代歷史維度看，近現代國際治理體系形成，既是世界秩序不斷失衡與矯正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不斷尋求共識與共治的產物。從全球治理倡議的中國貢獻維度看，中國對聯合國事業作出重大貢獻，是維護國際秩序與公平正義的重要建設性力量。在國際局勢發展的每個重要關頭，中國都提出了具有戰略貢獻的思想理念，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稀缺產品——思想產品。從全球治理倡議的現實需要維度看，全球治理赤字在多個領域持續加劇，現有國際體系的規則、機構和資源，已無法有效應對日益復雜的全球性挑戰。從全球治理倡議的戰略價值維度看，中國始終堅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彰顯了新時代中國大國的責任與擔當。（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陳文玲，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原總經濟師，國務院研究室原司長、研究員。長期致力于國際戰略、國際經濟、宏觀經濟、流通經濟、新經濟、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等方面研究，出版著作50余部（其中合著17部）。
大力推動我國資源循環利用產業高質量發展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鐘茂初
發展資源循環利用產業、構建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針對資源循環利用，我國已構建一套系統完整、層層遞進的中長期政策體系，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清晰的規劃指引。“十五五”時期，我國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建設和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發展，應切實推動相關規劃目標落地見效，著力破解當前面臨的實際困境。與此同時，需與“有效穩住經濟基本盤”“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等“十五五”時期重大經濟目標協同推進。
推進機制創新，系統性地矯正市場失靈，將外部性內部化，重構市場信號與激勵約束機制，從而破解“循環不經濟”難題。借鑒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彎道超車”發展經驗，通過有效的政策支持，系統降低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加速技術迭代、市場培育與產業鏈成熟。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促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建設和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發展，在經濟發展中促進綠色轉型，在綠色轉型中實現更大發展。（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鐘茂初，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環境經濟理論與政策、生態文明與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代表性學術著作有《可持續發展經濟學》《中國古代經濟治理思想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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